1957年生于安徽怀宁，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死刑报告》以及《潘军小说文本》（6卷）、《潘军作品》（3卷）、《潘军文集》（10卷）、《潘军小说典藏》（7卷）等，并译介多种文字，多次获奖。其话剧作品有《地下》《断桥》《合同婚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霸王歌行》（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并先后赴日本、韩国、俄罗斯、西班牙、埃及、以色列等国演出，获第31届“世界戏剧节”优秀剧目奖。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有《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粉墨》《虎口拔牙》《分界线》等。
1999年我写下了中篇小说《重瞳——霸王自叙》，翌年便在《花城》以头条位置发表，随即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以及海外的报刊相继转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直到今天还在被不断谈论着。几年后我又根据小说改编成话剧——剧名已经改作《霸王歌行》，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王晓鹰导演，在国内外演了很多地方，还获得了第31届世界戏剧节优秀剧目奖。这个戏是国家话剧院的保留剧目，几乎每年都要演上几场。那会儿就想了，什么时候写一个“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从这三个历史时期中选取三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同样来一次颠覆性的解读。我已经写了“楚汉相争”，剩下来的就是“赵氏孤儿”和“荆轲刺秦”了。但这一想，就是二十年。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写作者，我的写作总是显得三心二意，往往是想写就写，想停就停；或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这几十年来我除了写小说和剧本，还作导演执导过不少电视剧，近些年又把精力放到了绘画上，我喜欢这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我也从不参加任何专业协会，没有理由，只是觉得所做的这些纯粹是私人的事情，从心所欲就好。我更喜欢一意孤行——这个成语，仿佛是为我这种人量身订制，我有本随笔集就叫《一意孤行》。我写小说，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寻找自以为合适的表达。庄子有言，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话很对我的胃口。
“赵氏孤儿”这个题材最初进入到我的写作计划中，是在2008年。当时陈凯歌打算拍这个电影，约我去他的工作室聊，问我可有兴趣？我说兴趣是有的，但我的理解恐怕跟你不一样，跟这个故事就更不一样。于是就很随意地说了一嘴，我不会去表现一个父亲拿亲生骨肉去换取所谓忠臣之后，这是反人类，很残忍，如果世上真有这样的父亲，那就是最坏的父亲。我怎么能歌颂这样的父亲呢？这话一出，好像就没有什么可以往下谈的了。但我认为，如果这个立足点不解决，还是炒剩饭，意思不大，自然这次合作还没有开始就无疾而终。
丁酉年是我的本命年，我作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居住了二十年的京城，回到了故乡安庆。我已经十年不写小说，再次展开写作是从随笔开始的。以前是写作间隙作画，如今是作画空闲写作，重心完全变了。这中间又零散写了几个中短篇以及一部话剧，还做了一部四十集的电视剧，剧名就叫《分界线》，我是编剧和总导演。《天涯》新年第一期简介中，说我在文坛“近乎绝迹”，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达。过六十六岁生日那天，我填了一首七律自况，其中颔联是“六十六年路中路，三十三载坛外坛”——此生游于各种坛之外，岂不快哉乐哉？
我和《天涯》主编林森至今未曾谋面，但这份刊物在我心目中有着很高的位置。当初韩少功主持改版，其时我刚刚离开海口。但这些年过去，却没有想起来为她写稿。多年以后和主编林森的联系源自《山花》的李晁。2018年在李晁的追逼下，我为《山花》写了一个叫作《断桥》的短篇。后来据此改编成话剧，发表于《中国作家》。林森大概还喜欢我的文字，就向李晁要了我的微信。林森平时也喜欢画画，时常在“朋友圈”看见他随手画下仿照叶浅予笔下的“王先生”。有一天，林森突然向我约小说。我回答说，我记着这件事。
于是又一次想到了“赵氏孤儿”。以前曾有过动笔的念头，但是一想到年代那么久远，要查阅很多资料，就知难而退了。这说明我的锐气在消减。当然，这还在其次，主要问题还在于“形式的发现”——我有一个习惯，但凡写小说，会自觉地先去考虑“怎么写”。我比较在意这个，总觉得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写法，得先找到一个最合适也最舒服的叙事方式。对我而言，这算是技术活，我也一向认为小说就是通过文字造型的艺术。当然，最强烈的意愿，还是想写出那个未了的“三部曲”，我需要重新解读，如当初的《重瞳——霸王自叙》，但肯定又是不同的叙事。《重瞳——霸王自叙》采用了第一人称，开篇就是“我叫项羽”，这是项羽亡灵的视角。
有那么一个瞬间就跳出了小说的名字——《与程婴书》。于是就试着写了一段，读起来觉得文字还有点味道，好像也就找到了小说的支点，这个支点一旦形成，后来的事慢慢就理顺了。即是在扑朔迷离的历史缝隙中去寻求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或者依靠想象来重构这个支离破碎的故事。我只希望推理层面能够达到逻辑自洽，叙事层面也可以自圆其说。至于真实，那只能存在于我的内心。
我用了十天的时间写出了小说初稿，竟有四万多字！这让我意外。我没有料到像我这样三心二意的写作，在这样的年纪还能拥有一份文字的激情和愉悦，真是得之不易。
我曾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的写作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定。如果说小说家的任务是讲一个故事，那么，好的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讲好一个故事，这个立场至今没有改变。以前我有过多次尝试，譬如《风》，是把现实、回忆、想象用三种字体交织在一起；《独白与手势》让大量的图画成为叙事的另一个层面，与文字的叙事并行互补；《关系》以对话为主体，看起来像是一部话剧；《死刑报告》里又并列写了一个“辛普森案件”，让人产生中西方刑罚观念的比较。于是这回我有意把所谓的电影剧本融进了这个小说文本，又仿佛我是导演，在与剧中人程婴先生讨论剧情并不时对他进行着“导演阐述”。这份执着，源头还是当年先锋小说时期对所谓“元叙事”的迷恋。我甚至认为，叙事是判断一部小说真伪优劣的唯一尺度，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和叙事方式，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质。
《与程婴书》初稿传给林森，他很快就看完了，说很喜欢，并问我是不是写得有点嗨？我说还真是这么回事。这种写作中诞生的激动对我而言实在是久违了，仿佛对自己有了一个郑重的交代。之后的几天里，我几乎是每天都会改上一稿，以至于最后都不好意思再改了。我充分享受了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中的那种快乐。当我看到《天涯》新年第一期的封面时，我突然觉得，它和《与程婴书》在气质上有着惊人的一致。
有一点让我始料不及，在《与程婴书》写完之后，另一块骨牌竟然也随即倒下了，这就是发表于《作家》今年第一期的《刺秦考》，显然是由《与程婴书》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内驱力所推动。至此，盘桓在我头脑里前后达二十年之久的“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宣告竣工，回头看看，还是难以相信。一部作品问世，就是一个客观存在，我希望读者的阅读也一样酣畅淋漓，至于其他，丝毫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