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审，湖南长沙人，曾创办《书屋》并任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剪影》，短篇小说集《刀俎》，长篇散文《无法安宁》，长篇随笔《老先生》《一个人在书房里》，长篇小说《闲人外传》等。
一转眼，父亲离世已七年了。
父亲是一九二五年生人，老家湖南益阳。从他自己所填的履历表上看，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本人成分是学生。父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大学生。他曾读过两个大学，一个是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一个是长沙的湖南大学。在湖南大学，他读的是土木工程系，却一直干的是农村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呢？关于这一点，他曾说过一件事，这事在我看来，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次，他去市委的招待所拜访一位客人出来，一个声音喊住了他。
“鲁班！”
他一惊，愣住了，这已是他三十年前久违的绰号了。
他停住脚，回头一看，一位个子矮小穿着讲究的陌生人，正笑容可掬地看着他，朝他伸过手来。他下意识地握住了那只伸过来的手。
“你——是——”
“我是‘树桩’呀！”那人的脸红了一下。
“呵——”他一下也记起来了。读大学时，他们年级有个叫做“树桩”的同学。如今想起，两相对照，真的可谓今非昔比。
“树桩”热情地邀请父亲去他房间坐一坐，盛情难却，不忍拒绝，多年不见，他也想谈。不过，父亲没想到，“树桩”那时已经是省里建筑部门的负责人了。父亲不好意思地说，“树桩”在学校读书时，表现确实很一般，老师说他是椽皮板子，只能做边角余料用。不料他却一转身就把所有的优等生，包括他这个“鲁班”，全都甩到身后了。当时，如果有人说“树桩”会成为顶梁柱，大家一定不相信。而那刻，“树桩”的眼里正饱含着同情的目光，对“鲁班”同学的职业职位，不敢相信！而他这个当年的“鲁班”也羡慕地看着“树桩”，羡慕他的运气真好。命运这台人生的机器究竟是如何运转的？谁又知道呢？“树桩”很知趣，自然转移话题，说起最近他到纽约，还有东京，还有伦敦，还有巴黎，考察建筑设计的感受。于是，花花绿绿的景观就在父亲眼前一幅一幅地旋转起来，他想他这辈子可能是看不见那座用二十三万只玻璃瓶盖成的玻璃城堡了，也看不见白宫进口那个南瓜型警卫亭了，更看不见墨西哥那座A字形高楼，还有奥地利隐喻派建筑，还有法国的盒式音乐厅……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出国去看这些建筑，除非看彩色纪录片。看着“树桩”，他想自己，作为当时的校园“鲁班”，自从出了校门之后，竟没做过一项工程，只在特殊时期关押期间，建过几座简陋的“牛棚”，真的可以说是可悲……是啊，最好的年华都逝去了，余下的岁月于他来说，还能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一直做农村工作？”
“农村工作没有人争……”
“有的时候是要争的……”
“树桩”叹口气，停了一下，说：“怎么样，还是来干老本行吧。”
父亲不知如何回答，但他知道不可能，只好说：“当然好。只是这里也需要呀！”
“哪里不需要？”“树桩”笑了笑，“我那里也需要。”说着还抬起一只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父亲也笑了，他无话可说。如今，他已多么苍老，多么邋遢。一套陈旧的中山服，一双老式的大头鞋，还有一件皱巴巴的不像样的大布衫。他的妻子，我的母亲，曾经给他做过一套比较高级的毛料衣裤，他却没有机会穿。每天在乡里东奔西跑，抗旱排涝，抢种抢收，他哪里有半点空闲？他现在已习惯了。因此一直看不见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满脸风霜的农村干部。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他比农民还要农民多了。从前那个潇洒的“鲁班”，在他现在的姿态之中，只留下了一点影子。
“还有什么犹豫的呢？下定决心吧！要办的一切都包在我身上。我记得你过去是着重研究中国新建筑的民族风格。你应该有机会重新发挥自己的天赋。”
重新发挥自己的天赋？中国新建筑的民族风格？父亲笑着对我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建筑的民族形式变得可谓花样繁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复古主义，全国各地的新建筑上都摆了一些大屋顶。六十年代变成了宫墙式的小屋顶，凹凸起伏的琉璃檐口，混凝土的梁枋雀替。七十年代又演变为各种各样的琉璃面板用于檐口、柱头、线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代在变化，人们的审美观也在跟着变。这种演变不取决于某个人的思想意志，而是社会的大势所趋。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应该是——为那一个时代而存在的，当美与那一代消逝的时候，下一代就会有它的新的美，谁也不会感到遗憾的。
“我想我在建筑方面不会有什么造化了。已经晚了，太晚了，所学也忘得差不多了。我这个脑壳已适应也只能干农村工作了。”
父亲叹着气，谢了谢“树桩”。
父亲对我说，农村工作苦，农村工作累，无名又无利，一般人都不愿干，谁也不会来和你争，也就少了很多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