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下的潮涌——1980年代以来的珠海小说》大家谈
郭海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星空下的潮涌》《改革开放城市新移民文学书写研究》《边缘的前卫》《康有为：执毅人生》等多部专著。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争鸣》《文学自由谈》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学术论文60余篇。
《星空下的潮涌——1980年代以来的珠海小说》一书以1980年代以来的珠海小说为研究对象，从珠海撤县建市成立经济特区开始，纵向爬梳和评析了1980—1993年（先导期）、1994—2007年（探索期）、2008—2021年（成熟期）三个阶段珠海小说的演进路径、基本特点与创作成就。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十六位珠海小说家的总体创作情况和代表性文本作出学理性研读。
由此，本书能够清晰地呈现四十年来珠海小说的创作全貌与既有的艺术水准，理据充分地展示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珠海文学尤其是珠海小说的特殊品质和独有风貌。也揭示了在“乡土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珠海小说以其前卫的创作姿态与独特的主题表达，形成了社会学样本作用和互文价值。
郭海军教授所著《星空下的潮涌——1980年代以来的珠海小说》出版后，在珠海文艺界、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为全面推动珠海文艺评论深入系统地研究，进一步繁荣珠海文艺创作事业，近期，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为此召开了专题研讨会。
李一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郭海军洋洋洒洒21万言的著作《星空下的潮涌——1980年代以来的珠海小说》年前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作品介绍、阐述、解读一众珠海作家作品，有“本纪”，有“列传”，有“表”，激情又理性、欣喜又冷静地检阅了珠海作家方阵，并从小说的角度切入珠海当代文学史。海军沿用其对深圳文学研究既有的学术思路，对“文学深圳”和“文学珠海”两个“边缘性写作共同体”的区域性写作作了概略性的比较研究，热情地歌赞了珠海把牢时代脉动，从“打工文学”“城市文学”到“新市民文学”的坚实步伐，同时也满怀希冀地发掘了珠海作家写作主体意识的超前性和书写主题表达的跨越性。
卢卫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珠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十年磨一剑。郭海军从内蒙古移居珠海12年来对珠海文学的持续关注和潜心研究，以先导的姿态、探索的形态、成熟的状态在中国文学的拼图中为珠海文学塑身定位，让珠海文学在边缘的前卫中有了一目了然的辨识度。穷经皓首，以一年内2000万字的阅读量，在移民作家的两种身份中，从广东性、阶段性和现代性的维度为珠海文学群像命名立传，创作视野宽阔高远，文学风采姿态多变，不拘泥于时代和现实的既有境况，专注于个性化的艺术思考与探索，以其前瞻性的洞见，预示着珠海文学创作的广阔空间和未来潜力。
王光华（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大学教授）
郭海军《裴蓓：质询与应然》一文把作家的小说创作及其作品放在特区发展某个时间节点评述。在同一时间节点扫描特区小说创作的样态，再聚焦裴蓓的小说，在横向比较的背景与宽度下体现其评述的深度。对裴蓓小说立意与形象分析，通过人物性格与命运走向隐喻珠海经济特区各方面的成长与发展，特区人物故事发展就是特区成长的样子。对裴蓓笔下当时南下的女性来说，她们不仅有传统文化的因袭，更有经济特区务实、包容、低调的因素。
赵国宏（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珠海城职院人文学院院长）
海军对刘鹏凯小说的定位是“诗意”，“一种关乎人生情感的沉重的诗意，悲凉，沧桑，冷寂”。而对鹏凯小说诗化的评论文字，也是在《星空下的潮涌》整部论著里少见的。语言唯美，通读下来，像散文、随笔，更像拿捏控制着激情的诗。选词、造句、分段、叙说节奏，都特别讲究。
石耿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星空下的潮涌》给我的感受是：一、史家情怀，线性结构。海军梳理了1980年代到当下的珠海文学里的小说创作，这填补了我的阅读空白和经历空白。二、视野宽阔，尊重内心。海军在这本书里对各个小说家不同作品的不同风格，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放在当时的文学环境里面评判作品，他对打工文学和城市文学的评判，找出了珠海小说从底层到城市的跨越，这不仅仅是题材的变化，而是作家身份和精神书写的跨越。三、重点书写，浓笔重彩。在这本书里重点评论了王海玲、曾维浩、裴蓓的小说，他评论王海玲的小说毫无媚俗悦众，曾维浩的小说现代主义味道浓郁，裴蓓的小说叙事风格冷峻。
李双芹（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我是一个小说阅读者。在当今这个碎片化阅读以及短视频轰炸的时代，安静的文字阅读，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愉悦。于我而言，郭教授很好地解决了对于珠海小说创作“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珠海小说创作做出如此深度的解读，是一件繁重的脑力及体力劳动。我们应该更为珍视这本珠海小说评论著作，也期待接下来的珠海诗歌评论、散文评论……
曾维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珠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星空下的潮涌》我网购了一册。如今，山区农妇都可以网络直播捉黄鳝、采蘑菇的视频，其生动有趣远超文字描述，AI写作方兴未艾，人们的阅读已彻底去中心化，小说读者越来越少，连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典礼都上不了热搜。作地域性的小说创作评论，几近孤勇。《星空下的潮涌》用文字建立起珠海小说家和小说作品的展览馆，并精细解读。以2000万字的阅读量，数年的观察积累，成21万字之书，时间将会证明这一成果弥足珍贵。因为他的阅读很专业、视野很开阔，既有学理依据又有独到见解。
王海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珠海有郭教授这样一个有心人，愿意付出许多劳动及思考对珠海作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进行一个集中的评论，其实也是对珠海文学力量的一个检阅及评价，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上世纪90年代我的作品经常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及《中篇小说选刊》，有不少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的一个中篇，但是郭教授注意到了，他在书中说这个中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中篇。
裴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
我现在看原来自己写的小说挺惊讶的，那是我写的东西吗？近些年，遇到了写作的瓶颈，甚至对写作有些抵触，大概是体会到生活远比杜撰的故事要深刻得多，便有些欲说还休了。我想，每个写作者写着写着，就会追问写作的意义，就像人都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其实，当时于我而言，写作只是生活的乐趣，没有目的，就像后来拍电影，喜欢上了影像，又可以让当时脱离社会多年的我介入生活，便想，当不了导演和演员，那就当当编剧和制片也挺好。
郭道荣（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高校教师）
在郭海军教授的《星空下的潮涌》一书中，我们得以窥见珠海小说的魅力与深度。该书不仅深入剖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珠海小说的演变，而且从时间跨度上展现了这一工程的艰辛。首先，以丰富的小说文本阐释“珠海小说”的独特内涵。这不仅是学术上的探究，更是对地域文学价值的深刻评判。评论使得珠海小说的特色得以集中、系统地展现。其次，评论的力量不可小觑。无论是好评还是批评，能够得到评论的关注，对作家而言，都是一次幸运的邂逅。其三，郭教授的著作对“珠海小说”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在书中提倡，创作应从“直面生活，寻找和探索”出发，立足于社会生活状态及心理变化，并勇于创新。
方晓枫（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
《星空下的潮涌》将社会、经济的变迁作为文学产生、发展与变化的基础，再论述作家的创作特点以及与珠海产生的联系，由表及里阐释了作家创作个性与特区特性之间碰撞而产生的火花。除了对珠海作家作品的深度分析以外，郭教授还将城市文学、市民文学、都市文学等发展变化做了精辟的解读。中国的城市文学书写自现代文学兴起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隐匿，再到改开后的繁盛，历经城镇文学、城市文学、都市文学的发展过程。经济特区的城市化进程、市民的城市性发展水平都与其他地方有一定的区别，虽然体量不大，但影响甚大。
何悦华（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斗门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郭教授的这本著作，可谓行文如书名，视野开阔，气势恢宏，思考深邃。该书把1980年代以来的珠海小说研究放在该年代珠海文学的背景上来展开，而该年代珠海文学又放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体例科学，定位精准。对1980年代以来的珠海小说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等进行了深入的探析，在肯定其艺术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某些不足。
刘昌言（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三灶人文学会会长）陈继明的作品因其对人性的深入描写以及与普遍之间的巧妙把握，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作者郭海军对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还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元。
（文字整理：李一安）
——陈芳《一场雪的居高临下》（组诗）印象
□李楠
四月末的南方沿海，多雨，潮湿，闷热且粘稠。《珠海特区报》副刊上一组名为《一场雪的居高临下》的短诗，拙朴气息下翻涌出的生活原味却让气候多了几分清凉之意，犹如在酷暑中饮下一杯冰镇的青梅酒，清冽中，有谷子夹杂果汁的醇香，有旷远的萧瑟，又有几分酸涩的回味。
诗人陈芳，写诗多年，亦辗转于珠海、中山两地工厂打工多年，多少个午夜，流水线上的作业早已停歇，而诗歌的羽翼还在他笔下的“流水线”上舞姿翩跹。在组诗中，陈芳笔下的诗句匍匐于大地，无论是在谋生的当下，抑或是出生的故土，在意象的站点中完成虚实的延伸与转换，最终抵达所谓的“乡愁之境”。
我一直认为，内敛的情绪表达是诗人赋予诗作最大的艺术价值，亦是诗句长短不一、意象纷呈却又共抵张力饱满的缘由。
组诗中，两首写到了雪。《不想在一个春天，还想着雪》一诗中，“阳光生了锈”，“满目萧条的林子”，“秃了的山峰”等意象，隐晦地描绘出生活的荒芜，“生活有鱼/也终将被自己一网打下”，目所能及的困境与收获，透露出几分窘迫。已经历风雪的人，不该在春天中如此窘迫，已经历风雪的生活，也不该在春天中还想到了雪。“一站起，就被时间淘汰”，春雪更迭，时间都是必然的胜出者。
但在《一场雪的居高临下》中，“寻找风的棱角，山峦上/雪又一次转身，盯着年少之人站起来/是梦与童话，是爱与执着”，时间又不是绝对的胜利者，藐视光阴的雪，可能是困苦，可能是考验，亦可能是无法逾越的高山险阻，但依然有不息的奋斗者，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雪中“重生”“绽放”，视其为“归宿”，在此“余生安度”“覆灭重生”。以最为熟稔平凡的意象，重构人生五味，再现万般生活。两首雪的短诗，一实一虚，一真一隐，可以是真实的雪，落在苍生眼中，也可以是虚无之雪，落在生活肩头。
情绪之下，是诗歌语言的筋骨；情绪之上，便是诗境的抵达。诗歌可以是五彩斑斓的天马行空，也可以是忠于泥土的乡土难离。《在一条条木纹里，触摸故乡》中，木头的纹路在诗人笔下被定义为“岁月之骨”，而时间成了“一条隔离的岸”，木纹走在回归的路上，任时间锈刻年轮，似“雕刻的工匠”，目睹故乡变得“体无完肤”，木头离开了树，却还留下了纹路，游子离开了家乡，无论功成与失败，无论时间再加以多么残忍的雕刻，家乡的印记都是无法遮掩的“岁月之骨”，生活之愁的根须，归根结底是源于出走，源于别处，源于成长，只有历经物是人非之沧桑，才能醒悟生活究竟要自己交出一份怎样的答案。
诗歌最初的诞生，可能出于祭祀需要、对自然的尊崇、对未知的敬畏，现代汉语诗歌对诗境的构建，也多少继承了叩问天地、命途的基因。《不如一只鸟》或许就是诗人的答案。鸟出走在“风的刀刃上”，是一种自由的驰骋，而诗人“想着如何扮演好一只鸟”，在生活的“枷锁”中，诗人无法抽离，惟有“叹息”，在平凡的岗位上重复寂寥的流水线工作——“老想着如何顺着衣车跑出一条直线”，这里的乡愁之境，是故乡人的愁，也是城中异乡人的愁，是诗人观想生活，在冥冥诗绪中映照的一类人群的愁。
诗歌中的乡愁意象，本自古有之。乡愁的衍生，本质上是诗人与当下境况的对立对抗与反思反省。作家史铁生曾有振聋发聩之言：“惟有文字能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组诗《一场雪的居高临下》立意或许不甚高远卓绝，但贴合于大地、宣告本身在场的诗境却是最令人动容！
行业可分高低，但人格不能；诗人可以卑微，但诗歌却不能。在诗人数量远大于诗歌作品的年代，陈芳的诗作像是匍匐于大地的写作，沉重、舒缓、且顿挫，有骨头撞击灵魂的金石之声，我相信，无论俗世给诗人以怎样的身份定义，诗歌都将成为他生命中的旗帜一样坚挺。
□石悦
《与程婴书》刊发于2024年第1期《天涯》文学杂志，《天涯》由海南省作协主管主办。
我和潘军是几十年的朋友。这种近水楼台，让我在去年十一月就先后读到了他的两部新作《与程婴书》和《刺秦考》，都是中篇，用他的话说，与二十三年前发表的中篇小说《重瞳——霸王自叙》，构成了“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实话实说，我是在自己作息时间的黄金段读的，忘了吃午饭，废了睡午觉，就这样“废寝忘食”一口气伏案阅读近五个小时，于我也算“空前绝后”。
读潘军的两部新作，无须饮茶抽烟，也不必闭门谢客，但必须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潘军为了圆自己的大梦，前后酝酿了二十多年，可谓坚贞、执着、虔诚、可贵。对于他这样一意孤行的文人，能有这样的家国情怀，这样的唯美求索和为美追寻，我们不可亵渎，不能辜负啊！这两部作品，分别以重要的位置发表于新年的《天涯》和《作家》，公众号推介节选，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昨晚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继荣、天鸿、宗俊等许许多多友人为潘军点赞，条件反射似的唤醒我沉睡十载的码字细胞，我想我也该与其共情，为潘军的这两部新作《与程婴书》《刺秦考》做点什么，譬如说说读后，发发感慨，聊聊私想。
首先，我要说这两部作品真的“好看，耐看，值得一看”。这是我去年第一次阅读后的感想，绝对是情不自禁的，是发自内心的。我不喜欢恭维人，潘军也厌恶虚情假意的奉承附和。我觉得这两部作品之所以好，就好在对老故事进行新评说，故事新编，这“新”，是颠覆性的叛逆，是涅槃般的重生，所以“新”得亮眼、养眼、甚至红眼。人都“喜新厌旧”，于是诞生了引人入胜，令人神往。当然这“新”不是逞怪披奇，不是花里胡哨，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发乎情，止乎义，恪守人心人性；而是写了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颂之情。
由此，脑海里荡漾出沉淀多年的潘军印象：他是独立的，具有犀利如剑的目光、不同凡响的思维和棱角分明的个性；他是孤行的，不以别人的什么指导自己说话和写作，只忠诚于自己的判断和良知。因而，洞察人心的幽微，理解人生的苦难，伸张人性的高贵，孤行自己的路径，只求出类拔萃，不图出人头地，成就了潘军的求索之旨和审美取向。就此，他在两部作品中展示得淋漓尽致。所有的无奈、忧伤、彷徨、哀婉、冲突与申张，都铺陈于不同人物的不同人心人性中。而所谓政治，所谓宫廷……被撂得很远很远，最多算是影影绰绰。这样就使作品离人心人性近了，与身外心外之物远了，这个我最是欣赏。
我孤陋寡闻，偶尔也有点莫名其妙的灵感。我觉得，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写作与作戏有时是一样的。不一定非得手舞足蹈，沉思状、遥望态，也许是一种上乘表演。对两部作品中两个“颠覆”这样的大动作，潘军没有拉开架势、堆砌辞藻、租借概念来唬人，而只是将纯粹的思想假以质朴隽永的文字，从超然的胸襟中自然地流泻……匪夷所思，又顺理成章；跌破想象，又回归现实；一切一切都驾轻就熟，恰到好处。不得不让人翘大拇指。王海燕在《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史论》中有一章是写潘军的，称他的小说为“形式主义者”的小说实验，我以为很对。正如潘军本人所言，他每写一部小说，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写”，他认为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叙事方式，他必须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才会动笔，正如眼下这两部新作，为此他琢磨了二十年，这也不是一般的写作者能够达到的。
就创作而言，历史大事件或“家喻户晓的故事”，固然得天独厚。然化身为小说叙事，且站得稳、立得住、经得起，则不能“大树底下乘凉”。独具匠心，独行其是，才独占鳌头；别出心裁，别开生面，能别有天地；这正是潘军优于人胜于人之要塞。“颠覆性”这个大动作，离不开许许多多的小事件小场景小语境的切入、穿插、勾勒与涂抹。这方面潘军会玩、肯玩、敢玩，而且玩得炉火纯青，玩得让你瞠目结舌。
在我看来，最有价值或最有分量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关注人的灵魂心史，关注人性的拷问与呐喊。和当年的《重瞳——霸王自叙》一样，《与程婴书》《刺秦考》正是这样具有恒久人性美的好作品。它折射出那个时代人心人性的风雨沧桑，呼应了这个时代人心人性的张望期许；描摹的可能是楼台亭阁、草木形态，刻画的却是作者的心灵图景；抒发的也许是男女之情、子嗣之情等人之常情，阐述的都是天地间、人世间之正理、大理。潘军在这里无拘无束地朝人性深处放笔，这是他生命的原色，也是他心灵深处的底色，我妥妥地敬佩。
竞争历来如此——不出头，就出局。美，不可辜负。
